蘇軾與元祐“朋黨之爭”–文史–找九宮格會議室中國作家網
元祐初年,蘇軾的立品行實與出處年夜節,是宋史一至公案。 “自古朋黨多矣,未有若元祐之黨難堪辨也”,“程曰洛黨,蘇曰蜀黨,而劉曰朔黨”,“熙寧之爭新法,猶出于公;元祐之自為黨,皆出于私也”。(李燾: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,卷四百七十一,第11240頁,以下凡引自該書,僅列書卷數及頁碼)邵伯溫稱“蜀黨”為“川黨”,進而歸納綜合,“哲宗即位,宣仁后垂簾同聽政”,“那時有洛黨、川黨、朔黨之語”,“洛黨者,以程正叔侍講為魁首,朱光庭、賈易等為羽翼;川黨者,以蘇子瞻為魁首,呂陶等為羽翼;朔黨者,以劉摯、梁燾、王巖叟、劉安世為魁首,羽翼尤重”。(邵伯溫著,李劍雄、劉德權點校:《邵氏聞見錄》,卷第十三,中華書局,1983年版,第146頁) 程頤,字正叔,今河南洛陽人;蘇軾,字子瞻,今四川眉州人;劉摯,字莘老,今河北東光人。程頤、蘇軾、劉摯被視為三黨魁首,所以,以各自鄉貫分辨定名為“洛黨”、“蜀/川黨”、“朔黨”,而“洛蜀黨爭”尤甚,“初,頤在經筵,回其門者甚眾,而蘇軾在翰林,亦多附之者,遂有洛黨、蜀黨之論”。(卷四百七十一,第11240頁) 學界更多聚焦于“洛蜀黨爭”,(何滿子:《元祐蜀洛黨爭和蘇軾的反道學斗爭》,《吉林師范年夜學學報》,1984年第二期;金諍:《從“洛、蜀之爭”看文、道之爭》,《江漢論壇》,1985年第九期;王水照:《論洛蜀黨爭的性質和意義》,《河北師院學報》,1995年第一期;諸葛憶兵:《洛蜀黨爭辨析》,《南京師年夜學報》,1996年第四期)但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,蘇軾懇求外放時,還有說法,“韓氏之黨一例疾臣,指為川黨”,(蘇軾著、孔凡禮點校:《蘇軾文集》,卷二十九,《乞郡劄子》,中華書局,第827頁)蘇軾并未將政敵回結于“洛黨”,而是“韓氏之黨”,“川黨”一說,也自有淵源。 宋史學者方誠峰以為,元祐政爭的要害不在于“蘇、程(或洛、蜀)彼此之間的牴觸”,而是程頤、蘇軾“配合成為批駁、警戒的對象”,這反應了“一種風行的政治情感”:“在王安石及其變法的參照下,‘寧靜’成為一種主流的政治尋求”,集中表示為“謹慎、守舊的施政作風”,蘇軾、程頤作為那時的“文宗”與“儒宗”,是“寧靜”最年夜的要挾和損壞氣力,在“不克不及寧靜”的意義上,二人與王安石具有類似性。(方誠峰:《北宋早期的政治體系體例與政治文明》,北京年夜學出書社,2015年版,第68頁)這一結論,為梳理元祐初的“朋黨之爭”供給了新的坐標與參照,但仍有題目有待厘清。 一 元祐元年玄月十二日,中書舍人蘇軾除翰林學士。二十八日,監察御史孫升初次論及蘇軾,蘇軾“為翰林學士”,“可謂極端任矣,不成以加矣。若或輔佐經綸,則愿陛下以王安石為戒”,(卷三百八十八,第9444頁)以為蘇軾不成在朝,不然,將有成為下一個王安石之虞。 方誠峰以為,“對蘇軾自己最直接的批駁就呈現在他任翰林學士之后”,(《北宋早期的政治體系體例與政治文明》,第60頁)這也是蘇軾親身感慨。元祐六年蒲月十九日,蘇軾辭免翰林學士承旨,就作如是言,“自忝禁近”,“臺諫言臣者數四”,“惟不愿在禁近,使黨人猜忌,別加陰中也”。(《蘇軾文集》,卷三十二,《杭州召還乞郡狀》,第913-914頁) 這和翰林學士的特別性有關。“國朝除用在朝,多從三司使、翰林學士、知開封府、御史中丞進拜,俗呼為‘四進頭’。”(洪邁著、凌郁之箋證:《容齋漫筆箋證》,中華書局,第768頁)蘇軾也稱,翰林學士“非徒筆墨之選,乃是將相之儲”。(《蘇軾文集》,卷二十三,《謝宣召進院狀二首》,第665頁)這表白蘇軾已進進宰輔候補梯隊,成為在朝官,甚至登庸,指日可待。后來,蘇軾再兼侍讀,而王安石自翰林學士兼侍講除參知政事,司馬光以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樞密副使,使這一預期更具想象空間。 孫升認識到蘇軾無望“預聞政事”,率先向太皇太后示警,但言官們所有人全體彈奏蘇軾,始于“學士院試館職策題”,卻激起太皇太后關于“言事官有黨”的警戒。對此,方誠峰以為,言官佈景復雜而多元,年夜多并非蘇軾“直接政敵”,元祐之初 “朋黨之論”以及由此而來的“黨名”,“重要存在于太皇太后的心中”,是她為保護本身威望而有興趣制造的,未必是客不雅現實。(《北宋早期的政治體系體例與文明》,第75頁) 當然,方誠峰切磋的重點非蘇軾自己,故相干研討未進一個步驟深究“策題”內在的事務及政治意涵,所以,難以說明言官所有人全體彈奏蘇軾為何呈現在“策題事務”之后,而非蘇軾“進院”,就職翰林學士之時。 試館職一事,時在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。(蘇軾著、孔凡禮點校:《蘇軾詩集》,卷二十七,《武昌西山并敘》,中華書局,1982年版,第1458頁)蘇軾自述,“因發策草麻”,言官“羅織說話,認為謗訕”,但言官彈奏蘇軾,未必如方誠峰所言,僅限于“蘇軾不妥置祖宗于群情之間”,(《北宋早期的政治體系體例與政治文明》,第69頁)或許還源于“策題”與“甲寅聖旨”之間的聯想。(卷三百八十一,第9248頁) “甲寅聖旨”,也稱“慰反側之詔”。“甲寅”,即元祐元年六月二十八日,聖旨卻公佈于七月十一日。(卷三百八十二,第9316頁)盡管延遲發布,言官們早已聞風遠揚,“詔之未下也,言事官交章論其不成”,“甲寅聖旨”甫一出籠,更招致言官們輪流轟炸,御史中丞劉摯、殿中侍御史林旦、監察御史上官均、左思諫王巖叟接連上疏,懇求太皇太后“速賜寢罷”。 “元豐末命”中,神宗駕崩,皇太子即位,是為哲宗,太皇太后高氏垂簾。聽政伊始,高氏召回司馬光、呂公著、范純仁、韓維等守舊派官員,借由司馬光等人薦引的言官權勢,廢罷“元豐之法”,清洗顧命年夜臣,史稱“元祐更化”。…